生命表变化或将降低未来医保社保压力

近日，深圳市社保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社会误解了深圳市即将准备调整的《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修订稿）》。即该征求意见稿第13条规定，累计缴费年限满25年退休方可不再缴费享受医保，很多人觉得，这是“缴费到老死”。

　　坦白说，目前社会确实有误读。如与养老保险不同，医保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大数原则的居民健康保险消费品，多数人投保缴费为少数病痛者埋单。而社保则是人人到了退休年龄要取用。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由于政府推行医保采用个人账户缴费积累制，医保机构为每个投保人建立医保账户，使社保机构和投保人都把医保看作个人私产，而非保险消费品，且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默式契约，导致一旦政府修改医保约定俗成的契约，就被解读为单方面修改医保契约的背信行为，自己的私产遭到了侵害。

　　其实，这也引申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目前全国养老社保严重的历史欠账，环境污染严峻等又使居民亚健康受损突出，医保支出井喷，加之政府公共卫生等投入主要服务于公务员等特殊和既得利益阶层等，事实上都重压在婴儿潮一代，从而激发社会性焦虑。同时1980年代后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少子化问题突出，又使婴儿潮一代一旦退休和进入体质退化期，无充足劳动力缴费满足其养老和医保支出。因此，婴儿潮一代自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力后，就不断发出未来谁养我、谁为我支付医疗费的诘问，而这些诘问加重婴儿潮一代的负重感和失落感，使政府哪怕是理性的制度修正，都容易强化其焦虑的社会心理预期。

　　遗憾的是，婴儿潮一代的焦虑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窘境，不可能单纯借助社保、医保制度变革就可有效纾缓，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持续下降，这使得目前无奈而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坐等人口自然死亡率上升期到来。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人均寿命趋降虽残酷，但却难以回避。影响人均寿命的首先是环境污染。2008年6月欧洲环境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西欧因环境污染导致平均寿命减少将近一年；而国内有报告显示中国80%的人死于慢性病，而75%的慢性病与环境污染有关。而人均寿命高的日本，也由于1960年代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导致日本人口在1970年代出现小幅下降。事实上，国内日益严重的空气和水源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等，已显著威胁到人们健康，尤其是重压下的婴儿潮一代。当前中国政府虽努力改善环境，加大打击食品安全问题力度，但有效修复环境需要数十年时间，而这期间婴儿潮期人口已逐渐步入老龄化，体质抵抗力差，从而不可避免地暂时性地压低中国人口平均寿命。

　　影响人均寿命率的另一个因素为卫生医疗体系。然而，当前中国的预防和救治医疗体系存在诸多风险隐患：一则各地医保面临严重的支出缺口，一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医疗体系遭到解构，而医疗市场存在严重准入问题和制度约束，导致医疗供给不足。这致使大量因环境污染引发的慢性病将难以得到有效治疗，从而增加人口病逝率。

　　由此可见，如果各地政府顶着质疑和压力，延长医保缴费期限，甚至退休年龄，尽可能降低职工享受养老保险，这意味着人们的工作时间（甚至延长退休时间）占总寿命（总寿命则会下降）的比重上升，而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寿命的下降意味着退休时间的“快速缩短”，这降低了社保和医保的开支的压力，也就是说，让人们更多地工作、更早地逝去，通过这种生命表的变化来降低社保和医保的压力。